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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及其作者本来面目  

2012-02-17 23:53:08|  分类: [异邦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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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及其作者本来面目 - 文巽 - 文巽 blog

 皮利尼亚克,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作家,生于1894年,殁于1938年。他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商业学院经济系。“十月革命”后,他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为小说和散文)。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荒年》,中篇小说《暴风雪》、《机器与狼》等。因为在一些作品中,他曾指责“十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甚至指责马克思主义“漏洞颇多”,而成为当时的“异类”。他还曾因中篇小说《红木》“歪曲了苏维埃”而遭长时期批判。

“异类”就在于一个“异”字,写的东西“异”,说出的话也“异”。他居然会在一艘“红十月”号轮船的客舱里对人公开说:“我真不明白,今后也未必能弄明白,为什么‘十月’一定是红色的呢?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分成‘红色’和‘白色’,而不是‘蓝色’和‘黑色’的呢?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阐明过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都不善于解开这个最复杂的时代之谜。”那样的作品,那样的话,那样的人,在当时可是“异”大发了去的。于是,1938年“肃反”时,他被毫不留情地镇压了。

但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为我们解开了另一个“时代之谜”。在他被镇压后,他的一些笔记本被人发现,其中有本所记内容犹如“地震般地震撼”(所有这些笔记本都被当时的苏联有部门“保管”了起来)。内容所指为当时最吃香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它的作者肖洛霍夫(以下为所涉及对象的全部内容)——

“怎么说呢,作家本人和他的小说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我经常注意他在写些什么以及怎样写。作家的风格是多年形成的,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文学中的技巧、题材都可以改变,但风格始终不会变。列夫·托尔斯泰19岁开始写《童年》,26岁动笔写《战争与和平》,45岁创作《安娜·卡列尼娜》,61岁完成《复活》,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哈吉·姆拉特》直至76岁时才完稿。尽管如此,他的风格却一直没变,他的笔法任何时候都能识别出来。

《浅蓝色的原野》(《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第一本作品,它并不动人,故事平淡无奇,甚至文理欠通。我曾拒绝为这本书写评论。可仅仅过了八年,《十月》文学杂志就向我们推出了他的两部令人惊叹、堪称经典的作品。成千上万充满感激之情的读者,从俄罗斯的四面八方,从凡是出版物能够到达的角落发生了强烈的反响。光明和美好的时光降临到文学的头上。数十篇充满激情的评论文章,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大唱赞歌,肖洛霍夫一跃成为了著名作家。

有人建议他迁往莫斯科,他拒绝了,至今仍住在顿河地区的一个小镇上。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无法理解,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庸庸的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巨人?高尔基很有性格地捻着胡须,对我和费定、列昂诺夫、仕克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几位作家说:‘向肖洛霍夫学习!’然后又笑着说:‘在我的整个文学生涯中,这样的突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文学讨论会上,我结识了曾在奥尔洛夫中央监狱坐过牢的谢瓦斯季扬·契斯佳科夫。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肖洛霍夫一道落入了马赫诺匪帮之手。匪徒们本来要枪毙肖洛霍夫,但这位后来的作家跪在地上求饶,并保证要忠心耿耿为他们效劳。“那么,你会射击吗?”马赫诺匪徒问他。“我会。”肖洛霍夫回答。他们给了他一支步枪,于是,肖洛霍夫近距离地枪毙了自己的几位伙伴。记得有个叫伊万·吉斯连科的撕开血污的绷带,大声喊道:‘米什卡,你这个可恶的败类,你迟早会被绞死!’

在1934年8月17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肖洛霍夫自吹自擂地写道:‘虽然我没参加过战争,但没有任何一个军事专家在我的著作中找到过缺陷。’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这个假哥萨克,还有许多没敢说完的话。另有一件事,一天,契斯佳科夫带了一个服过苦役的革命家来见我。他们硬要我放下紧迫的事情,与他们一道去了诺沃科尔松斯基镇。在镇边一间快要倒塌的小屋里,住着原镇长的遗孀克柳科娃,她在孤独中凄楚地过着自己的晚年。下面是她的叙述:

我儿子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历史语文学院毕业之后,教了二十年的书。1906年顿河军辖区选举我儿子为国家杜马的议员。人民相信他、尊敬他,因为他为人纯朴,关心他人。费多尔从小就对哥萨克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年龄稍大一点,他便为未来的写作收集材料。一到夏季,他就沿着顿河旅行,把老人们即昔日那些彪悍的哥萨克告诉他的事,记在一个厚厚的、自己装订的大本子上。一句话,他收集与顿河有关,与我们哥萨克命运有关的一切。儿子的笔记本从不离身。在国内战争中,费多尔受了伤,他的伙伴给我来信,说他死于伤寒……

从她的谈话中进一步得知,儿子曾给她留下了一封信(她取出给我们看了),信中除了描绘战场上的可怖外,还提及了‘想给人们留下一本关于顿河哥萨克的书’。信中另提到,费多尔由一次偶然的场合认识了肖洛霍夫,并一见如故。他把家的地址给了肖洛霍夫,还告诉母亲,‘如果什么时候命运使你们相会,请把他当亲人接待’。他很谦逊,极少谈及自己,喜欢听别人说话,但却守口如瓶。他说不上博学多识,甚至对事物的判断很肤浅。几乎未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据他说是没时间。对果戈理,他一无所知,玛罗连科对他来说,无异于代数公式。

在费多尔死后不久,肖洛霍夫来到了那间小屋,吃光了桌上醮过蜂蜜的面包。这是主人能款待客人的唯一食品。他对女主人的健康表示关心,为他的‘同志加朋友’的死感到难过,但却没有流一滴泪。克柳科娃问起肖洛霍夫是否见过费多尔自己装订的本子。‘当然见过’,肖洛霍夫是这样回答的,‘他把本子放在随身的军用挎包里,不时在上面作些记录。他曾与我谈过,以后想写一本关于哥萨克,关于顿河和我们顿河辽阔草原的书。’

她问他,依你看,我儿子的本子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肖洛霍夫回说这怎么能知道,也许挎包与费多尔一道被埋进阵亡将士公墓了吧。他说也可能有人拿走了挎包,纸张总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卷烟,还可以派上其他种种用场。‘你认得我儿子的挎包吗?’她问,‘当然认得。’克柳科娃从衣橱里拿出了一个破旧的军用挎包,上面锈有她儿子的姓名缩写字母。‘这个挎包是和费多尔的死亡通知书一起寄给我的。’肖洛霍夫犹如一只受惊的动物,不住地四下张望。

那位母亲紧接着问道:‘我儿子的坟墓在哪儿?你说,你把费多尔的笔记本藏到哪儿去了?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吧,那是我儿子最珍贵的纪念品。请你不要欺骗一个母亲的心,母亲的直觉告诉我,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但是,肖洛霍夫走了,甚至连再见也没有说一声。‘可怕的、难以忍受的几年过去了,我不愿说出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对儿子的思念、难言的悲伤、过早失去儿子的痛苦,耗尽了我的精力。我要是没能活到那一天(1928年1月15日)就好了。那天,邻居给我带来了一本旧的《十月》杂志。我儿子记录的东西,几乎是原样的、以肖洛霍夫的署名开始连载了……’

‘亲爱的,您可能是正确的。’我是这样劝说克柳科娃的,‘但我们没有物证,如果闹开来,于你可能毫无益处,说不定还会使自己陷入啼笑皆非的境地。律师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还有其他人只承认证据,我无力帮助您,相信任何人也帮助不了您……’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天,克柳科娃服毒自杀了。这是肖洛霍夫的罪过,且看上帝最终会如何惩罚他。”

只怪皮利尼亚克走得太早,否则,他终会以他的‘异’,将天捅个大窟窿;更怪他的相关笔记太迟地迎来一抹阳光,否则,肖洛霍夫就不会有“雄文四卷”,外加令人荣光的“斯大林奖金”。至于“诺贝尔”,现在再看,那简直就是它有史以来的最大昏着。Oh,Shoot!皆千古错案也。

 

左上图为肖洛霍夫生前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传真照片(搜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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