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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巽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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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的历史——峥嵘岁月备忘录(六)  

2009-09-08 21:02:24|  分类: [峥嵘岁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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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总在面对被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要求相互监视。帝国时代的保甲制度,要求以“邻里”为单位(古时的居住单位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是为“邻里”出处),或则每十户人家为一组,人人都对其他人负有责任和实行监视。在今天,则有城乡中的街道、居委会和村委会等组织机构。当然,它们今天的功用使命和以前的保甲制度是不同的,和“文革”中的也不同。问题是,所有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主要系于某种特殊意图,而不是真正出之民众自身独立的道义上的积极主动性。

 

那种泯灭人性的制度害死人,在“文革”中,它却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了告密和陷害的重要手段。无论在家中,在学校,在工作单位,甚至在出行路上,人人都会觉得四面楚歌、草木皆兵。谁看谁都是坏人,谁对谁都严加提防。邻里、同学、同事不和甚至视如仇敌比比皆是,即便夫妻间、亲属间也很多分成了敌我(家人加入了不同派别的“文革”造反组织)。这些让人痛心疾首,然而很少有人能从深层次上去考量它们(也有可能不敢或索性不愿意)。

 

人们肤浅地以为,原因部分在于“文化大革命”的蹂躏。其实,在几个世纪里,中国的人性就一直被政治所冲淡,直到它不再有任何独立的生命存在。“文革”只是将这种邪恶推向极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个知名学者曾经私下指出:“自四百年前的明末以来,中国的文化趋于下降状态。这并不是说,在这期间没产生过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说,真正杰出的、气度不凡人物已经越来越少,寥若晨星了……二十年代时的作家鲁迅是幸运的。他至少有说的自由,更不会遇到邻里告发、亲属告发的问题,而我们后来连不说的自由都没有了。今天,中国不缺少有能力的作家和艺术家,但缺少有勇气的作家和艺术家。良知、人性若没了市场,就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被创造出来。”(说到勇气,我们现今的编辑、出版、发行等专门部门通通更没资格谈论。当然,这里边原因多多)。

 

岂止是这些,“良知、人性若没了市场”,人就变得无耻和愚昧,他们根本不想再从事更高级的活动,而宁愿变得连动物都不如。“政治决定一切”并未换来“莺歌燕舞”,有的只是“群魔乱舞”。看下1979年某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发现”:自1966年“文革”以来,单单青少年的刑事犯罪,就比过去十三年增加了十倍。打、砸、抢、偷盗、杀人、放火、强奸,构成了青少年的主要刑事案件。

 

青少年的犯罪也常常结成团伙,其联系往往使用暗语(谁看谁都是坏人,谁对谁都严加提防),就象很远时代的哥老会一样。团伙首领肯定由最不怕死的人担当。在天津,一个姓方的年轻人做了其团伙的首领,他曾在一列火车疾驶而来的时候横躺在铁轨上,直到火车压向他前的一瞬间,才有其伙伴将他拉开。为了所谓的首领,蠢事是令人瞠目的。又一次,他曾赤手拾起一根烧得通红的拔火棍而一声不吭,自己手烂了不能鼓掌,叫囔着边上人赶紧给自己鼓掌。

 

这伙人蔑视一切,他们在大街上抓取人们头上戴的帽子,甚至当众脱人男女的衣裤。方首领本人在被抓第一百七十次的时候才被抓住,那一年他已经是个三十岁的人了。他的“事迹”是不平凡的,光街斗就有两百余次,因此,他曾被《天津日报》做过详细报道。

 

1979年10月7日,《天津日报》还报道过另几起典型的刑事犯罪(已是“文革”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李国栋和三十名同伙……携带着劈刀、刺刀、三角刀和火枪等凶器,去河西区与另一伙人打斗。另一伙人没有来,于是他们便骚扰四邻……持刀抢劫过往行人的军帽、军衣和太阳镜等,并砍伤四人。”“一伙流氓试图截击一辆警车,以救出正被逮走的罪犯,但是,他们没能得逞……”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例如有青少年团伙拦路抢劫公共汽车;学校有学生群殴教师等等。

 

在北京,有个“工读学校”的学生曾对一个采访记者说:“我们打斗主要是为了女孩,为了领土,为了复仇。或者什么都不为,就为了打来觉得够味。”那会刑事犯罪率的增长,被主要归咎于“文化大革命”,象一篇报刊文章所说:“它使很多青年人没有法律感,不受任何纪律的约束。”但是,没有人愿意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方面去找原因,没有人承认根源必定在社会本身之内的逻辑关系。

 

再看看农村的情况。时间已经进入到1980年,贵州的一个公社干部动员多人为他找合适的女人(纳妾)。不同的年轻女子一个个让他过目,若有看中的,便强行使其留下。对不从的,打骂甚至被囚禁在“密室”,还公然派人去找女子的父母家人,进行威逼利诱,以使被看中的女子和其家人彻底就范。在安徽农村,一个叫郭德秀的女青年与邻村一个姓韦的男青年相爱。他们两个都是共青团员,双方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可是,他们各自都在小孩的时候,就由家庭包办订了婚。当地的风尚甚至舆论,强烈维护传统的包办婚姻,连共产党的干部也坚持他们必须履行早已订下的婚姻。

 

1980年3月,郭德秀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家庭为她选择的韦姓男青年成婚。一年以后,当她欲解除婚姻的一切努力都失败后,她悬梁自尽。六周以后,韦姓男青年也自杀身亡。据说,那段时期仅中国南方和中部,就有近万名妇女死于抗婚。有报纸也写道:“问题非常严重”。那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山西省的一个公社里,5岁以下的儿童有43%都已经由家长给订了婚;10岁以下的儿童则已达到80%。在湖南的一个小村庄,有五十多个“儿童新娘”,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青春期前就已经被诱奸。

 

“文革”以及之后的一些年里,恶狠、野蛮、愚昧的事件或行为充斥着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以上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家长制”,各个朝代的“行动实践者”最终总以暴力说话,影响着一带又一带的子民。他们被社会的其他方面作用少之又少,“人性”更是从来沾不上边。因此,这种混乱状况即使日历翻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也仍然未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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