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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巽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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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的历史——峥嵘岁月备忘录(三)  

2009-08-30 11:39:48|  分类: [峥嵘岁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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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广泛的市场,无论在哪朝哪代,它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始终呈宝塔状的,即越往上(层)这种影响就越小;越往下(层)这种影响就越大。譬如儒家的“中庸”,它本质上是主张人们思想行为要“不文不火”,凡事讲“调和与折中”。然而,“中庸”一般为“宝塔”底端所严格遵守。这种遵守有时是很盲目愚昧的,令人扼腕的;这种遵守也往往会成为实实在在的枷锁和催命符。

 

这一“调和与折中”现象,甚至会反映在具体的家庭中,反映在具体的令人可怖的事件中。在“文革”开始不久的上海,一位老教授的妻子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折磨,希望丈夫与自己一起自杀,丈夫劝她再怎样也要活下去。但是,正象他后来对朋友说起的那样:“我们那时谁都说服不了谁,于是,她上吊自杀了,而我却活了下来。”老教授的妻子最后就是在采取“调和与折中”——死一个保一个,不然很可能两个全死。

 

这样的无奈情形甚至可以追溯到很远。1640年,山东省发生大饥荒,一位当地的历史学家——蒲松龄,记述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夫妇俩感到无法一同度过饥荒,于是商量决定卖掉妻子,丈夫则设法离开饥荒地区。用这种办法,他们至少可以分别活下去。三百年后,广州附近农村的一个“知青”,试图劝说另一对下乡“知青”与自己一道逃往香港。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她当时劝丈夫和我一起走,她自己却留下来抚养他们的孩子。”(每当看到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问:为什么总是女人在做着牺牲?)除了在非常紧张危险时期,中国人一般不太愿意“做绝”或“走极端”的。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对一般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随之而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近30万人被夺走生命,距地震中心不到40公里的天津市也死去几千人。死亡人中大部分是妇女。地震发生在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夜,人们大多已经入睡。当地震最初爆发时,人们都一下子从床上爬起,然后迅速冲向屋外。但是,最初的恐惧平静下来之后,妇女们为自己没穿衣服感到很不好意思,她们纷纷又跑回屋里去穿衣服。就在这时,余震爆发,在第一次震动中没有垮的房子此刻垮了下来,要命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就此丧生。

 

还在很早的1668年,一场与唐山地震相似的大地震在某国爆发,一位目击者报道说:“在两个小时以后,开始恢复平静。没穿衣服的男人和女人一群一群地站在大街上,激动地述说着自己的体验感受,完全忘记了自己连衣服都没有穿。”我们现在想都不会想到,这种场景竟发生在那会儿各方面很保守的俄罗斯。惊魂甫定的男女相聚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一丝不挂。奇怪不?一点不!想到“性”不?不想才怪!

 

在中国,长期以来,“性”是容不得作公开讨论的,即便现在能讨论,它又往往和“龌龊”、“肮脏”、“下流”挂钩,“性”的本质,“性”的美好,“性”的乐趣是很少能从人们的嘴中公然张扬出的。1949年以前,中国以它的歌女、妓院和各种各样的“性开放”而著称。这当然也成问题。但是,自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特别是在“文革”中,绝大多数情况或场合下,有关“性”及“性生活”方面的谈论,居然成了数一数二的禁区。

 

以后的情况怎样呢?1978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个青年的来信,问如何才能够停止手淫。结果,他被指教,上床前跑步或冲凉水澡。晕不?这不是不懂常识,而是顶真地谈说怕被人斥为“下流”(也可能那会真不懂)。就这样的问题,“文革”中是断然没人敢提的。“文革”结束后,有些外国记者发现他们的中国翻译,在谈到有关“性”的问题时,是一概拒绝翻译,因为,这样的题目简直是令人羞耻的。在1980年后几年里,夏天中的很多中国城市,人们结伴走进大自然。他们会去江河湖海边玩耍、游泳。他们拥挤在岸边,有点象西方八月的海滨浴场熙熙攮攮的味道,只是一眼望去全都男人,女人几乎压根没有。

 

那些年,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有了些变化,特别在年轻人中比较明显。但这种变化是有阻力的,甚至会遭到官方的公然指责。有一位被激怒的官员在报纸上发出了抱怨。他抱怨说,在杭州的一个公园里,青年男女靠着湖边的树接吻,另外一些则在长凳上拥抱和爱抚。他在文中说:“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庸俗和令人作呕,以至败坏了其他人的游兴。”

 

官方的这种“忧虑”和“抱怨”是无处不在的。《中国青年报》曾有过一篇文章,在详细地叙述了上海一位女孩怀孕后被人遗弃的事件后,文章指出:“爱情绝对不是纯粹个人问题,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然后它号召大家,在恋爱和结婚之间划上严格的界限,以便防止婚前性行为:“……某些青年男女在糊涂观念的支配下,对性行为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来。我们郑重地告戒处于恋爱阶段中的女青年:切莫以身轻许人!”

 

大张旗鼓的、非常严厉的“攻势”中,事情却未能朝官方的预想方向发展。相反,事情变得“糟糕起来”——大大小小齐上阵。婚前性行为,通奸,强奸,甚至乱伦在平时生活中经常出现,经常听到(那时官方媒体却很少有报道)。某地一个女青年,和几个人睡过觉,大多为有妇之夫。结果,她被送往外地“劳动教养”(通奸是犯罪行为);某地一个区房管局长,他以优先分房为诱饵,奸污多名妇女,事发后遭逮捕;南方有个林姓农民,22岁。与他26岁的姐姐发生性关系近两年。其姐夫发现后予以干涉,但他们不予理睬。有一天夜晚,林明知其姐夫在家,仍进入房内与其姐发生性行为。姐夫被惊醒,并当场抓住他。但林不认错,反而操起一根木棍猛击姐夫的头部,然后用劈柴刀将其砍死,一旁的姐姐根本不加阻拦。事后,他们还双双出逃。被逮后,林被处决,其姐姐被判十年徒刑。

 

“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至1980年间,中国的强奸、轮奸和猥亵几乎占全部刑事犯罪的50%以上。而犯罪者主要是青年,不少是青年团伙犯罪。当时有“刑事专家”指出:这可能与晚婚政策及婚前性行为的禁止有关。1980年下半年,有迹象表明这种政策将得到改变。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晚育比晚婚更值得提倡,不应该压抑人的生理需要。文章甚至还引用了孟子的关于“食色性也”的言论。

 

避孕套,就是从那时期开始“低调”出现的。中国国产的避孕套担负着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使命,所以厚得很且还制作粗陋。一个建议被提了出来,主张进口日本的技术,来提高避孕套的质量。看来,“压抑”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上的某些东西,在中国被有限地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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