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巽 blog

黄先生十多年前去的美国，确切地说，他是十多年前留在了美国。稍后，他在这边的妻子去了，刚上幼儿园的五岁多的儿子也去了。整十年前，他曾撰文五千余字说起妻儿刚到美国时，举家遇着的几桩事，至今读来仍桩桩不失精彩、令人震撼。囿于用时、篇幅及博友们一般之阅读趋向，本文专以一自认为已足够分量的事件掇弄于此，并与众位一同分享。

黄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道，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女教师，是个非常友善、热情的人。她的丈夫是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通过她的“尽心努力”并“最终开了一次后门”，黄先生夫妇把那时刚满六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进行学习。但是，“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第五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拉！”儿子冲着他爸这样说：“不象我以前的幼儿园，这儿的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只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也不管。”

黄先生对儿子说：“那好啊！老师是让你们自己发挥，是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老师也是这样的，等大家都画完了，就知道说‘好啊！好啊！’的。好什么好？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不是画，乱七八糟的……”儿子后面的一些话，的确引起了黄先生的注意。有一天，他去了儿子的绘画班。当他悄悄走进教室，一眼就看见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再看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也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不按规矩，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黄先生此刻算是有所醒悟，他甚至已作决定，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

我们知道，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终前使人用木头人来吓阻司马懿，而那尊木头人便是诸葛亮的替身。“……待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将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诸葛亮真是想不到的不想，死了还拿木头人吓人，那司马懿事后果然是丢魂丧了胆。毫无疑问，诸葛亮知道对手不是怕替身的木头人，而是怕正身的自己，要不他为何说：“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呢（利用替身来达到吓退众敌目的的，大概就此一例）？

诡计也！这种在非常时期，特别是在两军交战之时期，那些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统帅们弄来自己的替身，有时往往会成为一等一流的上上策——起到事半功倍、出奇制胜的显著效果。二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用过替身，并成功地让希特勒的“斩首”计划最终泡汤；一代军事指挥家蒙哥马利元帅用过替身，进而直接迎来了诺曼底战役的彻底胜利。当然咯，他们可不能再用太糊弄人的木头人呵，全是真人替身。蒙哥马利甚至找来了一位和自己形似、神似、连声音都相似的优秀专业演员。

希特勒曾用过替身，他有时不能不用。他不仅要防备敌手杀他，还要防备身边的人杀他，想要多活就得这样；斯大林也用过替身，他更得用，他一度怀疑人人都要杀他。他用替身除了想多活以外，还想多乐。在斯大林死后，他的长达十九年的情妇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彻底浮出了水面。据她后来回忆：“他（斯大林）常用人（替身）在晚间进入他的办公室，亮着灯，这样人们就能知道，他们的领袖是多么的辛劳和忘我工作。”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此刻正在某个离宫和美人儿逍遥复逍遥呢？

说上近点的：林彪非常可能用过替身（当然可确定那时期另有其他人曾用

昨天发博文，似看见博客首页最高处有一篇说韩寒的文章，其标题大概是“韩寒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文作者的姓名也挂在那了，是那个曾在“电视领导台”（我自己给取的名）讲过“三国”，以后还常在其他被领导台露过脸的“公众人物”。我个人将他归入我自己称作为“一号公众人物”之列。很认死理，凡这列中的人写的东西、说的话，我一概是不看不听的（躲不及一晃的除外）。因此，鼠标箭头没再理会那篇东西。

我不知韩寒又怎么的了，去百度搜寻了一下，原来他早期的作品被人怀疑有假（这“假的”不知是真是假），而首先出来“打假”的，又是那个“专项打假英雄”。韩寒真火了，和惹他的人打起了官司，这不是毁我荣誉，坏我名声吗？好玩，再发现，那个讲“三国”的，原来是站在韩寒一边的，用我的话说，他倒是替韩寒帮腔的。说老实话，韩寒的印成铅字的东西，我一点都没看过，而他的博客文章我倒看过不少篇。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不错啊，有思想，有主见，且全部都说自己的话。

不管怎样，韩寒包括他父母，是让以后的我真心佩服的，不是因为韩寒蛮会写东西还很能闯，不是因为做父母的养育了一个如此出“名”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勇气，他们的勇气……试想，高中没念多久就退学了，除非病了残了，除非是穷乡僻壤地，除非是家中连锅也揭不开，别说在上海，即便是在其他所有地区的或中、或小城市中，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会有吗？高中退学？困扁头了不是？这让学校、社会、邻居、还有亲戚中七大姑、八大姨的怎么看？这好比小学生由绿领巾后一直必带红领巾一样，谁可以自作主张带上黄领巾或蓝领巾？

韩寒以及他的父母，就是让所有人都拉长了下巴，他们不顾世俗，不顾一切

伦敦，在一条很是平凡的小巷里，有一座很是平凡的院落。有天早晨，在那个院落中发生了一桩很是有趣的事情——沃恩斯，这位住在院落中的帅小伙，当他夹着一只公文包，急匆匆欲穿过院中的走廊时，忽然看见了邻居一位叫米丽的姑娘站立在走廊的尽头。米丽温情脉脉地望着已慢下脚步走到跟前的沃恩斯，脸上泛着红晕。沃恩斯礼貌地朝米丽点了点头，没料到米丽的眼中竟然流出了两行泪水。沃恩斯一时懵住，尚未等到他反应过来，米丽已经张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沃恩斯这才恍然大悟，他连忙扔掉手中的包，将米丽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天是刚跨入２０００年的第一个２月２９日。也就在这一天，会有许多英国各年龄段的女性，她们像米丽一样主动出击，追求自己所心仪的男人。原来，英国有个流传至今数百年的老风俗，即每到２月２９日，便是名正言顺的“女人求爱日”。另据说，早在１２８８年，苏格兰就已经通过确定了２月２９日为所谓“女人权利日”的法律，并规定，在这天中，对无拘无束、放肆无礼地追逐女性，又拒绝接受警告的男人实行罚款。光阴荏苒，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这种风俗习惯普及到了整个英国。原先那个“女人权利日”的法律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充实。

现如今，只要每逢２月２９日，英国女性就有权摆脱一切世俗的“清规戒律”，大胆地向自己平时忸忸怩怩、犹豫不决的心目中的情人求爱。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假如在这一天，有男人拒绝求爱者，那么，他将被或处于一英镑的象征性罚款，以作为一种“赎免”；或他必须买件衣服甚至首饰赠给“受伤的女人”。然而据英国相关部门的调查，在这一天里，男人十有八、九都会接受女方的求爱。并且，由这天的种种缘由而结成夫妻的数不胜数。看来，２月２９日，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太过寻常的日子，对英国女性则是显得多么意义非凡。

皮利尼亚克，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作家，生于１８９４年，殁于１９３８年。他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商业学院经济系。“十月革命”后，他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为小说和散文）。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荒年》，中篇小说《暴风雪》、《机器与狼》等。因为在一些作品中，他曾指责“十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甚至指责马克思主义“漏洞颇多”，而成为当时的“异类”。他还曾因中篇小说《红木》“歪曲了苏维埃”而遭长时期批判。

“异类”就在于一个“异”字，写的东西“异”，说出的话也“异”。他居然会在一艘“红十月”号轮船的客舱里对人公开说：“我真不明白，今后也未必能弄明白，为什么‘十月’一定是红色的呢？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分成‘红色’和‘白色’，而不是‘蓝色’和‘黑色’的呢？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阐明过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都不善于解开这个最复杂的时代之谜。”那样的作品，那样的话，那样的人，在当时可是“异”大发了去的。于是，１９３８年“肃反”时，他被毫不留情地镇压了。

但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为我们解开了另一个“时代之谜”。在他被镇压后，他的一些笔记本被人发现，其中有本所记内容犹如“地震般地震撼”（所有这些笔记本都被当时的苏联有部门“保管”了起来）。内容所指为当时最吃香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它的作者肖洛霍夫（以下为所涉及对象的全部内容）——

“怎么说呢，作家本人和他的小说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我经常注意他在写些什么以及怎样写。作家的风格是多年形成的，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文学中的技巧、题材都可以改变，但风格始终不会变。列夫·托尔斯泰１９岁开始写《童年》，２６岁动笔写《战争与和平》，４５岁创作

较早版的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中有一幅插图：一个姑娘，正在森严的法庭上受审。她虽然被迫沦为妓女且被诬为罪犯，却仍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天真的稚气……当初单单看到这样的画面，脑子里就会想起许多的问题。那么，这幅插图里的姑娘是谁呢？没错，她就是《复活》这部书中所精心刻画的女主角——玛丝洛娃。

关于《复活》的故事梗概，我想很多人都早已知道，它是以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对主角为主要叙述对象，描绘了他们从相识、相爱、分别、重逢等过程中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历或遭遇，并最终完成了他们各自人生中“心灵与生命”的“复活”的形象活动。《复活》的话题的确是个大话题，就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生命价值等方面，只要人不灭绝，再过几百年都有得讨论。

问题是，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他的作品？他为什么不让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人最终走到一起？他们经历过肉体和精神的磨难，难道只换来如此一个“大彻大悟”—— 玛丝洛娃走了，基本不带去真正的牵挂和遗憾，她还甚至同一个较激进的“革命”者走到了一起；聂赫留朵夫更狠，他索性对自己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似乎不千金散尽，就不能做到灵魂的拯救，道德或良知的“复活”。都说《复活》可能是现存文学巨著中最真实的，但托尔斯泰还就是将曾是最真实的部分给毁去了。

这个玛丝洛娃在当时的现实中是确有其人的，原名叫罗查莉娅。她幼年丧母，其父租赁着彼得堡一个女地主在芬兰的一个庄园的土地。后来父亲不幸患癌症去世，去世前他将罗查莉娅托于他的女主人抚养。有一次，女主人的侄儿来庄园度假，引诱罗查莉娅失身怀孕。可怜的罗查莉娅反被女主人驱出庄园，并从此流入风尘，沦为妓女。后来她被诬在法庭受审，陪审的正巧是当初引诱过罗查莉娅的那个青年。

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运动正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地进行和发展”着……为了响应他老人家的“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们总算返回了课堂。大概是小学三年级，乖乖隆地动，我们居然开了洋荤，上起了英语课。不是自说自话，我那会好高兴呵，因为我也能English了。手捧着刚刚发下的、很薄的一本英语教科书，我差点就泪流……（这有点夸大唉）。

太清楚地记得英语课是这样开始并渐行渐进的：朗读、背诵、默写２６个字母（花了两堂课）；接着是音标部分，语音语调、读音规则、元音辅音、前元音后元音、摩擦鼻辅爆破音的等等花了数堂课；再接着就进入了Lesson One，那一课还真是简单，New Words一共四个：Long，Live，Chairman，Mao。没错，Text也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照例是朗读、背诵、默写……噫，English的“毛主席万岁”是这么说的，心想有意思。Lesson One的Text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么Lesson Two的内容是什么呢（生词部分略去）？它是Lesson One的“情感和意义上”的“深入和发展”——Long Live ChairmanMao，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呵呵！真大有意思。

十八世纪西方有个心理学家曾这么说：我们把记忆当作是一种对生活印象的感受，并加以重新认识和理解……而只有那些强烈冲击我们感官或神经的事物，才能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想来靠谱！那个年代，我们几乎每天用自己的语言喊着“毛主席万岁！

香港，于我来说，就象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美丽的情人，我会迫不及待地来到她身边，并与她紧紧相拥……这是过去的一种“热度”，由于某种难以道出的原因，我惊恐地意识到，至少此次香港行之前，那种“热度”似乎已经退去。想起了一位朋友说过的话：“香港是个好地方，但它已不再让我们觉得神秘。”这是说好还是说坏呢？现在把玩一下不会没有意思：假如香港是个内地的模样，我们还要去香港做甚？

缺少品位的穿着随处可看见，太熟悉的普通话随处可听见；某电视台用普通话播报的新闻节目收视率正在小量攀升，更为滑稽的是，配以粤语的内地电视剧新作，在这也有了一席市场；景观不再是老早的景观，机场不再是老早的机场，港币，也不再是老早的港币……有人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个“同化”的问题，是“同化的结果”。真以为形式的改变，就一定会带来本质的变化，荒谬逻辑差点让自己都变成了荒谬者。幸好已经抱定主意：尽最大可能，走进一个较真实的、目前的香港。

看一个地方的如何得先看人——路上的人，楼道中的人，地铁中的人，公交车上的人，还有夜排档上的人，对！那些最为普通的人。在一个地铁匝口，我同一位当地的青年男子说：“香港的铁路（地铁）管理顶刮刮……其他的公共管理也非常好。”他是这样用夹生的普通话跟我说的：“我们自己的地方，不搞好怎么可以？……香港人聪明，会动脑筋，香港人也很负责任。”这就是自信，一种让我觉得很独特的自信，它不仅只反映在眼前这人说话的语气中，也分明反映在刚于地铁和地铁站内见到的所有香港人的神情中。“港人治港”，从另个层面上说，香港根本就不需要外人来“治”，且如此更好。

自信不能空谈，不能说有就有，

我们赞同，自由社会的形成和建立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民主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它必须反映本国的历史和传统。然而，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要素——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独立法院执行的法治；私人财产权；自由公正选举中进行竞争的政党。（掌声）这些权利和制度，是人类尊严的基石。随着各国对符合本国的自由发展之路的不断探索，他们必定会发现，美国是一个忠诚的伙伴。

　　扩展自由的边界，是将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的一项任务和使命。对自由最伟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曾经对暴政有着最鲜明记忆的国家。我赞赏捷克共和国对白俄罗斯、缅甸和古巴的人权计划的支持。我感谢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对新的联合国民主基金会作出的贡献。我万分感谢中东欧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作出的承诺。我赞赏这些国家愿意尽其所能，去帮助想自由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掌声）

自由的议程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创造一个别样的历史。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也不会立竿见影。这中间将会有胜利，也有失败；有进步，也有挫折……结束暴政不能希翼一夜之间就能实现。当然，对这一目标也有许多批评。一些人认为，结束暴政意味着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在那些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人或那些生活在自由还未扎根的世界的人身上。这一论点其实经不起反驳——如果给人民一次选择，他们必定选择自由。（掌声）

当拉丁美洲的人民从独裁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时候，当南非人民用自由社会取代种族隔离的时候，当印尼人民结束长期的威权统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由；当系着橙色丝带

正是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承诺要推进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事业，取代那些专制和激进主义的政权。（掌声）这是我们在考虑中的一个历史性目标。在我的第二届任职演说中，我向美国保证，我们最终会彻底根除和终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一些人将我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总统”，如果因为支持世界的自由事业而使我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我愿骄傲地戴上这项头衔。（掌声）

美国将以多种方式追求我们的自由议程，一些是看得见的、公开的，另一些则是静悄悄的、隐秘的。结束暴政需要道德良心力量的支持，它会从内部削弱专制社会。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阿马利克将一个独裁国家比作时时把枪指着敌人的士兵，直到它的手臂最终疲劳，“犯人”逃跑。自由世界的作用，就是给世界上暴君的手臂增加压力，并且加强“犯人”试图加速暴政崩溃的力量。因此，我曾私下接见了世界上一些最坏的独裁国家——包括白俄罗斯、缅甸、古巴、苏丹、北朝鲜、津巴布韦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活动家。

在这次会议上，我期待着会见其他一些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来自伊朗和叙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马穆·胡姆斯的叙利亚人，２００１年他是叙利亚议会的独立派议员，仅仅因为发表了一个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声明，仅仅因为这一完全和平的行为，他就遭到了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他与其他争取自由的叙利亚无辜的倡导者们，一道度过了好多年的铁窗生涯。一些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是他们的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军队的武器或是地下的石油。美国呼吁，每个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要结束其压迫，信任人民，并给予他们应得的自由。（掌声）

我们